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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虎跑的一盏新茶,竟喝得我有些'革命意志衰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饶你是革命党人,还是民主斗士,虎跑梦泉,花雨纷绕,新茶一盏,斗志全消。

年少时不懂喝茶,茉莉花茶尽管茶烟袅袅,清香袭人,但喝起来总觉得像是中药。“文革”中到陕北一个小山村插队,和刘姓老汉一家结邻。陕北农民那时生活很苦,刘老汉一家五口吃饭,常是一锅红薯叶子,外加两把高粱面。有一次我问老汉,他想过的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以为他会说每天吃红烧肉,没想,他思忖了半天说:“额(我)想每天吃完饭,喝一碗茶。”哎呀呀,何其太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冬天回京探亲,按老汉要求,为他代购了一块茯砖。老汉对此千恩万谢。他用一个搪瓷杯子缠上粗铁丝,放在灶火眼中,再放进一小块捣碎的茶叶,反复煎煮,直到茶水变得黑红黑红的,才取出啜饮。以后每天午饭后,都能看见老汉抽着旱烟,怡然自得地在太阳下享受着喝茶之福。诗人不知农家苦,陶渊明要是看见了,定会感动地说,此乃羲皇上人欤!

按照友人大鹏的说法,陕北人说茶好共有三个要素:碗大,色深,喝着烫嘴。说起来,陕北农民爱喝砖茶,还是受北边蒙古族游牧生活方式的浸染。但游牧民族天天吃羊肉,喝茶是为了刮掉肠子上的过多脂肪,老汉天天吃糠咽菜,再刮油恐怕就要羽化而成仙了。陆羽的《茶经》里曾引前人之说:“苦茶,久食羽化。”

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老汉当年单干时喜啖肥肉,喝茶就是那时养成的爱好,后来多年没有肉吃,面有菜色,但喝喝茶尚能让他缅怀起当年一二。可是糠菜半年粮,加上浓茶的日煎月熬,结果让老汉日见消瘦,终有一天他驾鹤西去了。记得有次暴饮茯砖后,他对我说,娃呀,你们下乡来的晚了。要是单干的时候来,给我当长工,干一年可以歇两年。我很感激老汉的想法,但转念一想,我要是早来三十年,不就成了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了吗?

回京工作后,单位里的上海人,时常嘲笑北京人喝茉莉花茶的习惯,暗想上海人喝的绿茶不知是何等神品!一查书,原来茉莉花茶其实还是苏州人的发明,明代文人徐渭就擅长制作花茶。只不过南方人做花茶,自己不喝,专卖给北方人,自己却是只喝绿茶。这就好比法国人把什么路易十三、轩尼诗之类吹上了天,高价卖给中国土豪,自己却只挑几欧元一瓶的红酒喝。

真到了上海出差,才发现不论你的茶叶是何方神圣,冲泡出来一律都是漂白粉味。看报章才知道,上海人刷马桶,水都汇入了黄浦江,而那时上海的自来水就取自黄浦江,有人当时还计算过,每个上海人平均一年会喝几勺粪汁。为了消毒,只有加大自来水中的漂白粉含量。这样的水,即使用来煮刘老汉的茯砖,恐怕也变了味,遑论其他!明人张源的《茶录》里说的:“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没有好水,一切免谈。

隔日到了杭州,走在西湖边上,恰逢江南杏花雨,湖上空濛,水天一色。坐在虎跑泉边,要一杯当年新下的龙井茶,外加一碟茶干,悠然眺望着湖光山色。忽想,来生最好降生到西子湖畔,做一个古典文学教师,日日湖畔品茗闲谈,那才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不知怎么,虎跑的一杯龙井新茶,竟喝得我有些“革命意志衰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饶你是革命党人、民主斗士,虎跑梦泉,花雨纷绕,新茶一饮,斗志全消。

喝绿茶,其实不一定要什么碧螺春,或是毛峰,只要是新茶,哪怕寻常的炒青,都带有浓浓的春意,都是上品。一盏下肚,就将漫天春意喝入了腹中。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去酒店探访台湾学人王远义,刚进大堂就闻到一种独特的怡人茶香,仅循着香气我就找到了他下榻的房间。一问方知他喝的是冻顶乌龙。怪不得,这种茶出自台湾鹿谷附近冻顶山,被人誉为“茶中圣品”。它得力于冻顶山独特的地理气象条件,其采制工艺也十分繁复考究。但它的茶苗,还是晚清从武夷山引入台湾的。武夷山的大红袍名噪寰宇。据说尼克松总统当年访华,周恩来送给他四两,尼克松似有嫌主人悭吝之意。他不知道,当年武夷山那六株茶丛,一年总共才产八两。总理已经将半个中国送给了他。不过京城里现在坊间常见的大红袍,大多是颜色黝黑,有股焦糊味,那是用电焙制作而火候又过度的。真正的大红袍,恐怕只有当上美国总统才能一亲芳泽,不喝也罢。

其实到了武夷山,你就知道,那是茶的王国。很多名丛奇种,不过一棵两棵,散落峭壁山谷间,正岩茶量少而味厚,仿佛深谷幽兰,惊世绝艳,难于商品化,所以不为人知。可在市中茶肆挨个品尝,准能给你惊喜。武夷岩茶制成好茶,手艺固然重要,还要靠天公的恩赐,其中品味万殊,奥妙无穷。比起法国的红酒,学问要高深得不知多少!它并无俗艳的香气,而是一种发自根底的醇厚茶香,轻啜慢饮,可以品尝到那种奇峰怪石饱经雨雪风霜造就的岩韵。最妙的是,它可以用不同名丛拼配而成。这样的岩茶,充满了醇厚的沧桑之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青能够欣赏的。■

 

原载财新周刊

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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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

王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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