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展开意味着大众的崛起。往昔在秦汉时代被叫做“黔首”的，到了新社会更了名换了姓，被叫作“群众”。前不久热映的电影《让子弹飞》，故事发生的“鹅城”里，那一大群倘佯街头、形容猥琐的鹅群，就象征着胆小怯懦、面目模糊的这群芸芸众生。葛优扮演的那个小丑般的县官，原本是花钱买來的，群众却爭相对他下跪膜拜，气得姜文大骂道：“都沒有皇帝了，还跪什么！”

 

影片中的群众忽而是一群傻子，忽而又成了英雄；一会是可诅咒的，一会又变成可讴歌的。谁赢跟谁，谁输抢谁。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英雄呢？

 

民粹主义将“群众”供上神坛，而精英主义又将大众打回地狱。奥尔特加•加赛特曾在他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斥责说：“民众缺少才智，精英没有心肝。”结果，一船篙打倒一船人，两造都落了褒贬。

 

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新书《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中认为，“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在一个宰制性的社会里，大众往往是傻子；然而，“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而在一个开放的政治社会中，同样的傻子却可以造就为英雄。徐贲为我们勾画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群众社会里“人的形象”。他引用社会学家斯陶柏（Ervin Staub）的话论述群众的两面性：“群体可能发展出具有强烈作恶倾向的特征。但群体也能发展出人际相互关心、彼此联系的价值和制度来。”

 

这样的结论隐含着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即关键在于社会建制。正是这一建制，决定了群众究竟会成为傻子还是英雄。人是依循制度规则行动的动物，在一个由宪政法治规范下的开放的公民社会中，以往那些愚昧盲从猥琐犬儒崇拜暴力的群众，能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富于理性和智慧，具有道德和责任心，更能体现出人的高贵与尊严。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当年不遗余力的大力呼唤重建法国的政治社会，以便将平民提升为贵族，而非将贵族降低为平民，也无非此情此志。

 

从欧洲的经验看，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就无所谓治理的实现；因为治理不是国家或政府执行的统治，而是它们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将以往偏重于垂直式的统治，转变为网络式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在治理方面面临的新课题。

 

201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