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研究近代知识分子起源的学者发现，除法国而外，俄罗斯拥有独立的另一源头。1790年，贵族出身的公务员拉吉舍夫出版了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在他行迹所至之处，官吏贪贿成习，到处充斥着专横、腐败与不公，民众麻木沉沦，发出动地的哀吟。《旅行记》以游记的形式，展现了俄罗斯大地上的遍野哀鸿，昭示了俄国社会变革思想的萌动与勃兴，所以，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当拉吉舍夫目睹所有这一切说出：“我的心为俄罗斯人民的苦难而流泪”的时候，俄国的知识阶层就诞生了。

拉吉舍夫因《旅行记》的出版而被判处了十年苦役。继之而起的，殆为十九世纪俄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在通向西伯利亚的漫漫天涯路上，不仅留下了这些思想家流放的足迹，他们勇于献身的道德勇气，也给本世纪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灭的典型。但是这一知识阶层在西方人的视界中，长期以来却只具负面形象。在他们的眼中，那些激进的俄国知识人不过生吞活剥从西方移植来的观念，以追求无限自由始，而以实现无限专制终。当中国人也终于明白，政治的历史应当用散文而不是用诗歌来书写的时候，那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天幕上的群星，仿佛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耀眼的星光。

以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指出上一世纪俄国知识群体的思想误区所在，并非难事。然而，以塞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却并未如此简单化地人云亦云。他以一支思想巨匠的笔，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上个世纪俄罗斯知识生活的纷繁长卷。透过伯林的解析，我们看到俄国知识分子在“旷野恐惧症”与“幽闭恐惧症”之间莫可名状的苦恼，两难抉择中的失路彷徨。他为我们展示了处在欧亚之间，由古老的斯拉夫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迸射出的奇异思想火光。赫尔岑尽管迷信“俄国农夫的老羊皮袄”，却对丰富人类的自由理念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讴歌“没落别墅残晖余魅”的唯美作家屠格涅夫，在激进的政治湍流中进退失据，却依然是自由理想的信奉者；老托尔斯泰自以为是一只独断的刺猬，旁人亦往往以偏执视之，而究其实，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狐狸……，凡此种种，在伯林笔下都带着淋漓的元气，涌动着鲜活的生命。他擅长对纷杂繁复的思想观念作出细致的解析，既鞭辟入里，指出其误区所在；同时拨除迷障，彰显他们各自的真知卓见。伯林不仅以此扭转了人们对俄国思想家的偏见，也为我们树立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典范。中国读书界若能以此作为理解自由主义的津梁，当会有一种切近之感。

 

忽然想到引述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并非无因，就在我们从事本辑《公共论丛》的编辑过程中，从英伦传来这位当代自由主义大师遽然辞世的消息。伯林早年正是一位俄裔犹太人，少年时期才移居英国，成年后除了在二战期间一度担任外交职务外，毕生在牛津大学执教。

伯林思想中最为世人熟知的，大约要算他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观和以贡斯当为代表的消极自由观的辨析了。如果我们据此推寻两人不同的民主理念，不难发现，前者主张的是直接民主，而后者则是间接民主的倡导者。从两种自由到两种民主，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因此可以说，本辑《公共论丛》以“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为题，既有其本身的意义所在，也得益于伯林对于两种自由的分疏。李强博士追寻两种类型的民主在西方政治理论脉络中的演进，认为直接民主虽不足取，但它强调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只有从民主政制之中汲取正当性，却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两种民主理论之间的分歧，根源在于对民主的形式及其所体现的原则的不同理解。然而，直接民主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实践层面上往往是不宽容的民主。何包钢概述了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直接民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践这一民主的诸种形式。他认为直接民主的吊诡之处在于，现代社会日益繁复的社会分工，导致直接民主论者只能是少数的“政治人”，但当他们声称为他人代行民主权利之际，却已嬗变为其所反对的间接民主了。布公的文章，将民主区分为自由民主与反自由的民主两种类型。他批驳了对于自由民主的种种诘难，认为现实中的自由民主尽管并不完美，然而那些标新立异的所谓“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其实践结果只不过是如今早已成为文物的粗陋的古代民主而已。刘军宁的文章分析对比了两种不同民主的理据，认为两者虽然共同分享“民主”这一词汇，意义却正相反对。尽管直接民主论者希图不断拓展民主的领域，但作为国家体制层次上的选择，唯一合理可行的只能是间接民主。

在激进的新左派学者看来，“保守”一词声名不佳；而在清高的文人眼中，“经济学家”更不过是持筹而算的庸俗之人。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一文的主题，恰恰就是在西方被称作“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由民主理论。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对民主的深刻思考与对自由刻骨铭心的关切。从中不难看到，他们的保守始终是对自由的保守，而美国语境中的“保守主义”，不过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别名。保守主义政治思考的卓见之一，即在于揭示出由于民主与自由关注的价值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比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纸上苍生，社群主义者的复古理想，恰恰是这些被视为“保守的”经济学家远远超越了那些流俗的左翼文人。他们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民主并不是可以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丹，因而只能被严格限制在政治领域。保守主义的民主批判，指明了民主的内在限制所在，那么，民主究竟还是不是一种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价值呢？作者借用伯林的成说，指出在那些民主制度尚未确立起来的国度中，消极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民主（积极自由）的支持。而在民主制度已然确立的国度中，作为积极自由的民主却需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不仅概括了保守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即从至善论的乌托邦中拯救民主，也对时下颇多误解的“积极自由”作出了澄清。对于自百年以来不懈追求实现民主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揭示民主的限制或许多少令人扫兴。然而，“明白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坚持之，不挠不退，却正是文明人有别于野蛮人之处。”一如伯林之所言。

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因其《民主新论》一书的出版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在本辑中的文章，主旨在于辨析“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日益变得时髦而又颇多误用的字眼。在他看来，古代人的民主与近代人的民主不同。古代的民主是清一色的世界；只有现代的自由民主才是以异见和多样性为基础的民主。然而，形形色色的社群主义者一方面自我标榜为“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却又主张在社群内部夷平异见，在社群外部倡导分裂。透过对多元主义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萨托利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一伪多元主义，认为只能将其称之为“多文化主义”。他的文章针对的虽是当代美国的思潮，对中国读者也可提供有益的启迪。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古代希腊人的民主，还是近代自卢梭发端的直接民主，乃至社群主义的多文化民主，其所缺乏的，恰恰就是作为衡量民主基准的多元、异见与宽容。萨托利向这一伪多元主义发出这样的质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难道有免费的公民权吗？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一向史心宽平，对前人思想的幽深曲折之处尤擅予以同情理解，唯独对“俄国雅各宾主义者”那种为了平等的实现，不免“沾染革命激情之梅毒”的褊狭心态，不曾稍予宽假。激进的民粹派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这一思维方式并没有绝迹。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理论可以说就是这种平等论的最新版本之一。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政制只是一种“认同的政治”，却抹煞了个体和群体的文化价值偏好的差异。他标榜“对差异的尊重和承认”，即所谓“承认的政治”。刘小枫《自由主义的，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一文，意在纠弹泰勒这一“平等主义”的文化论。该文部分内容曾在海外发表，这次刊出作者又扩充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可以说已是一篇新的论文。透过作者层层递进的精微解析，为我们揭示了泰勒理论中的内在悖谬：如同自由主义的个人理念一样，社群主义的社群理念同样是一种价值普遍论，所谓承认的伦理，也依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而在现实的制度层面，社群主义的归宿，不过是抹煞个体生命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回归古老的专制政治的建制。至于泰勒强调的“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的社群理念，究其实，不过是早经伯林批判过的卢梭的那种所谓“超验”而又“真实的自我”罢了。经过作者的摧陷廓清，在政制层面上，对于“依据社群的价值偏好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自《公共论丛》问世以来，编者组织过多次有关中国市场社会的讨论。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组织方式上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的整体转型。近期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再一次警示国人，有必要对东亚经济模式进行反思。事实证明，那种缺乏自由民主与法治的框架，没有完备的市场制度，单纯依靠官商联手掩盖社会矛盾；凭借权力与金钱联姻，营造虚假的经济繁荣，一句话，只有畸形的“市场经济”而无健全的市场社会，终将为一个国家埋下灾难的种子。在本辑“中国的市场社会前瞻”一栏中，汪丁丁重提启蒙对于当下建构中国市场社会的重要意义；周其仁依据年鉴学派大师布鲁代尔对初级市场与上层交换的区分，指出以官商勾结靠特许权驱动的利润增长模式，将会抑制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最终有发展出一个靠侵蚀社会底部的上层结构的危险。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是我们将要走向哪一类市场经济？两位经济学家可以说各自以否定的方式陈述了他们关于市场社会的理念。而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对市民社会美德的论述，则以肯定的方式对此作出界定。凡此，均足资我们思索借鉴。

在伯林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治理念，以人道的个人主义与浪漫的民族主义为两大潮流，两者间的冲突消长构成了本世纪政治思想的主要景观。也正因于此，有关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为此，编者选刊了伯林在1991年夏天接受采访的谈话录《民族主义再兴：论民族精神之善与恶》。粗粗看来，我们在这里似乎发见了一个带有“社群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的伯林，但深入比较一下伯林与社群主义赋予“多元”一词的不同内涵，就可以看到两造之间的深刻差异。现在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任职的顾昕博士的《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分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意在对此作出辨析。伯林虽倡导价值多元与力主文化多元，但他所强调的却仍是集体性的个人性，而非泯灭与扼杀个人性的集体性。期望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能够通过寻求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和谐相处；强调对归属的需要不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基本需求，这就是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

还在两百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拉吉舍夫曾经“披着镀金的枷锁，率先向俄国人民预言自由。”（《自由颂》）但是最终却出于对俄国宪政改革的失望而自杀身亡。物换星移，于今又逢世纪之交，作为拉吉舍夫精神上的后人，那些俄罗斯的自由知识分子今天怎样了？这无疑是为中国读书界所关心的。本辑维格尔的《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文，将可对读者的这一愿望给予满足。

透过前述文章，人们可以观察到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依赖竖立起的“部落偶像”，用以排斥和抹煞普遍性的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立足于打通个人与社群的自由民族主义。而后者，正是伯林的思想进路所在。依循这一进路，不仅需要人类各个民族“就一些最基本的人文价值达成共识”，而且要将现代个人权利的观念与本民族的文化加以协调，从而“建立一种与本国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兼容的人权观”。本辑就此刊发了两位亚洲作者的文章。陈祖为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认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不能构成抹煞普遍人权的理据。而作为佛教信奉者的昂山素姬的文章更指出，正因为世界上存在多种文化，才有必要在各国人民之间寻求基本的价值共识。这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并非西方所独有，而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找到。

伯林偏爱在对前人思想的评述中表述自己的政治哲学。他以自己的卓越研究而将思想史学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终其一生，他从未将东亚列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可是当他说“现代人最深的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时，在他那种沉痛的情愫里，无疑也融入了本世纪中国人的经验种种。在这方面，本辑刊出了汪荣祖先生的《储安平与现代中国》，文章透过这位知识分子的生平学行，考察了本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陈少明的《遭遇自由》，主旨则在于运用伯林的框架分析承继儒学思想的徐复观对自由主义作出的思想回应。

 

伯林往矣。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的身影与行将逝去的本世纪一道，渐行渐远。

还在1825年，当十二月党人立宪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年幼的赫尔岑曾与朋友登上莫斯科附近的雀山，眺望城中的万家灯火，矢志追随那些勇于献身的改革者。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散尽后，退居牛津宁静哲学生活中的伯林爵士，目睹自由理念在二十世纪风暴中的颠危处境，也毅然放弃分析哲学的术业专攻，转而投身于政治理论的研究。数十年英国的学院生涯，不曾消磨掉他的俄国情怀。我们从这一学术转变中，不难看到他对俄国思想家如下观念的信守：遇正义与不义交战，知识分子不可自居为中立的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堂正正之人，献身投入。正因如此，他才敢于逆天下潮流而动，成为二十世纪这一险恶时代中的智者。在这一意义上，伯林是十九世纪那些俄国自由思想家的后继人。

 

                                                王焱

                                                   1998年4月

 

     *本文援引《俄国思想家》中的引文，概出自彭淮栋的译本，联经出版公司，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