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因友人嘲笑俗字俗语入诗，便撰写了一首白话诗代答：“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做字，今人叫做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这是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难免幼稚。而其中显现的语言文字观念，更是问题丛生。但是这样荒谬粗陋的义理，不久却激起了近代一场兴白话、废文言的文化革命。钱玄同要将中文改为拼音文字，陈独秀指斥文言“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甚至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荒谬言说。

 

今天回首白话文学的兴起，平心而论，人们对此倒并无什么争议，因为明清以来本就有接近白话的文学传统，五四人物在文言之外引进一种新的文体，无疑丰富了中文的文体表现手段。但是振兴白话文学，不必尽废文言。五四文学观念的错误，在于他们主张的“言文一致”说，从根本颠覆了中土本有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包括文言中包含的全套价值、信仰与技术。早在汉代，由于面临广土众民“言语异声”的现实，华夏文化便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字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书写文字远远凌驾于口说之上，文字比口语的意蕴更丰瞻多彩。二者的关系是既相离又相合，既相辅又相成的不即不离关系。而五四人物却将二者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打倒文言的结果，是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思潮的兴起与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泛滥无归。

 

西方文化以语音为中心，也以逻各斯logos为中心。这一文化认为语音源自神的口说，而书写只是起到对于言语、真理的遮蔽作用。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抬高口说而砭斥书写，将书写视为距神的声音又远离了一层，结果深陷于拼音语言的牢房而不自知。直至二十世纪晚期才有人对此起而批判。五四人物轻易抛弃自身的文化特性，而去山寨异域语音中心的文化，实际上与晚清公羊学以口说大义为准的主张遥相呼应。

 

主张文言与白话并存，并不是因为“咦唔日久，未能忘情”所致的“骸骨的迷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深刻差异在于，华夏文化的神明不言说，祂书写。传说仓颉生有四只眼睛。祂用上两只眼, 看到天上的“奎星圆曲之势”,用下两只眼,观察到地上的“龟文兽迹之象”，从自然之美中获得了启示。祂依类象形, 博采众美, 创制了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中唯一形成书法艺术的汉字。正因汉字的发明窥破了天道之秘，因此“天雨粟，鬼夜哭”。

 

日本学者加藤彻认为，现代日本有三种文体，即“和文体”（纯粹的日文文体）与“汉文体”（模仿中国古文风格的日文文体），以及明治维新以后从欧洲文化直译而来的“欧文体”三种。其中，“和文体”适于抒情，“汉文体”适于论辩，“欧文体”适于分析。日本人写文章时，会根据思考的问题而选择写作的文体，变换思考的频道。古代日本曾向中国学习，近代又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注重吸纳汲取而不盲目排斥，极大地丰富了日语的文体表现手段，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要主于一偏呢？

 

其实汉语写作，也应有古文、（承继传统的）白话文和欧化文（钱基博将欧化文称为“逻辑文”）三种文体。古文的魅力是文约义丰，含蓄曲折，意像与隐喻丰富；现代白话文清新晓畅，则适于对深奥的内容进行浅易表达；而欧化逻辑文适于对复杂的问题进行细密的分析，这也是当今学术论文的标准文体。冯友兰、钱钟书先生都认为英文的散文写作以哲学家罗素为大家，有深意存乎其间。

 

五四废文言的后果使我们远离了古人的心灵与古代经典。即使单单就文学而言，古代辞章之学的衰落，也并没有给今人带来文学方面的精进，反而导致学荒文敝，文化贫瘠。而文言文语法之灵活多变，包含的文本之丰厚多样，隐喻与意象的宏富多彩，无论论理，叙事，抒情，都自有其优长。应当说是一种十分优越的文体形式。章太炎当年就主张“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认为“世有精练小学而拙于文辞者，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现代汉语和文学没有理由不向文言的宝库索取智慧与力量。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现代人的文章，大约正由于不读古文，缺乏古典文学的陶冶训练而失去了劲道。曾国藩曾说：“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贤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他又说：“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辞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与刘孟容书》）

 

古文可废乎？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