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要想得到幸福，只有让哲学家当王才行。而钱钟书先生则狂胪文献，证明在华夏文化中，哲学家的理想职业却是——厨师。钱先生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

伊尹是夏末商初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华夏文化的历史中，他首开以美食取譬言说政治的先河。《史记》中说：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说的是伊尹背负着全套的做饭家伙，以烹饪之道为譬解说天下大势,劝汤以王道政治承担灭夏兴商的大任。伊尹 “将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写在人生边上》）自此之后，烹饪与政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论语》中“政”字出现了四十一次，而“食”字也同样出现了四十一次。从伊尹到孙中山，很多政治人物都是美食的鉴赏家。革命家孙中山还专门写作过美食学的论文，载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这在其他文明圈里是极为罕见的。

伊尹

伊尹在历史上是先知、宰相，也是帝王师，但他最终却成为华夏文化的厨师之祖。“割烹要汤”的故事也长久传播人口。伊尹之所以以制作美食譬喻政治，乃是因为“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换言之，政治这门技艺如同烹饪，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而非书本上明言的理论知识。如果说希腊人主张哲学家为王，而要做哲学家就先得牺牲口腹之欲的话，那么中国人则主张哲学家应当做厨师。言下之意是，你要是说你的哲学好，你就先做一桌菜给大家尝尝，然后再来说别的吧。

尽管英国诗人吉普林说“东方与西方永不相遇”。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我们终于看到一位谈论政治与政治哲学也偏爱以烹调为譬的西方学者。他就是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1901--1990）。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

奥氏关注的不是纸上苍生而是一种作为行为传统的政治。这种传统并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始终流动且变动不居的，是向着过去与未来开放的。他反对将政治视为一种只是由工程师挑选适当技术来解决问题的事务，因为那是将政治下降为一种行政管理。奥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技术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在他看来，烹调是一项具体的活动，单单凭借一本烹饪学手册，并不能做出美味佳肴，因为那不过是以前某些人的烹调技艺的不完全的抽象而已。好厨师的技艺仅仅存在于实践过程之中。实践的知识作为一种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识，则体现在习惯的或传统的做事方式之中。理性主义的谬误在于，他们企图将经验的复杂性完全化约成技术知识，而政治知识本质上却是一种实践知识，而非理论知识。这就意味着政治是并不能单单依靠书本就能习得的知识，而是一种依赖于实践经验的默会致知。有些人过于迷信烹饪手册，其实那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即缺乏政治经验的人的政治。

奥氏不以柏拉图的哲人王为然。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并非同物。哲学是一项激进的事业，它要求放弃任何无法进入绝对融贯的经验世界的东西，而奖励给人们的只是“空洞的抽象之吻”。但是在政治领域中，“不存在可以想象到的最高宗旨或者可以被认知的不变方向，这里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待实现的理念或可供遵循的规则。”从奥氏的角度看来，哲学是离开实践生存的逃逸，是一种对生活的规避。而政治追求的则是实践性的真理，是我们可以依靠它来生活并且行动的真理。奥氏心目中的政治哲学，既不是规范性的也非谴责性的，而是解释性的。这就意味着，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半神半仙，而是密纳发那在黄昏时节才起飞的猫头鹰。比起希腊人，奥氏或许大大降低了哲学家的地位，所以他说“我们最不能指望的事情，就是让哲学家变成国王。”

那么，读的书多对于从政的人就全无益处了吗？也不尽然。在奥克肖特看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有如航行于一片茫无涯际且深不可测的汪洋，读书少的人政治想象力也匮乏，难免无所措手足；而多读书，可以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帮助我们确定政治的航向。

已故的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在《谈世界》一书中这样谈论他的从政体会：“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李光耀是读过西方的大经大典而又懂得烹调技艺的人。

2201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