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异乡人”

 

已经记不得是文革中哪一个秋日的黄昏了，大约是１９７５年罢，朋友张復带着一个人来到我当时寄居的亲戚家，说，“这是铁林。”放眼看去，只见一条敦敦实实的汉子立在那里。从此，我们就算相识了。

 

那时候我名义上在陕北插队，实际上呆在北京，到处搜求、阅读能够弄到手的古今中西各种书籍。当时北京的青年人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文化圈子，从文学艺术、哲学理论到时事政治，关注的中心各有不同。我那时候正耽读黑格尔的书。一本贺麟先生翻译的《小逻辑》在朋友圈里传来传去翻得稀烂。有时仅仅为了对黑格尔某个哲学范畴的不同理解，莫逆之交也会反目相向，几挥老拳。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时朋友也会带来一些怪怪奇奇的人物。记忆中，有已经写就了十个电影剧本的文学才子，有声称可以一口气用险韵填就二十首《沁园春》的青年词人，当然也少不了指点江山正在蒙受文革冤狱的未来政治家。铁林就在这时来到我和朋友们中间。

 

他长我们几岁。在那个急遽变化的年代里，有时仅仅相差几岁就像是隔了整整一个世代。铁林那时还在河南新乡工作，到北京来是为他父母的冤案上访的。不久，他通过对调，调到北京的一家工厂做“壮工”。工作不用说是又脏又累，但遇到休息日，他会换上干净的衬衫，挎着一个画夹子，悠悠然去郊外踏青写生。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世经历。

 

少年时代的铁林原本属于正宗的“干部子弟”。那时候的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所有党政干部的子弟都自动属于这一阶层，只有父母一般是１９４５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的子女，才能享有这种殊荣。不肖说，童年的他伴随着鲜花与掌声长大。可是自打１９５９年以后，赵父陡然在政治上栽了跟头，房子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后来干脆被连降八级，贬斥到河南新乡去当了一名基层干部。当文革的狂潮猝起，他那性情刚烈的母亲，一跺脚便跳进了木樨地旁那条湍急的河流。亲身经历如此大起大落，铁林叙述起来却不动声色，冷静而客观，好像是在述说古昔年代尘封的往事。

 

和别的朋友比起来，铁林更像是一位熟悉的“异乡人”。他身上的一部分气质是我们熟悉的；而另一些东西，却让人感到十分生疏。由于他家跌入底层的时间要早上六七年，因而比起京城的朋友们来，不但他的自尊心高度敏感，论为人处世，也要务实得多，成熟得多。他并不热衷发表政治意见，更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迂阔想法。尽管他也关心政治动态，不过那更多的是因为这关系到他家的冤案能否得申。底层社会摸爬滚打的磨砺，让他不但精于人情世故，为人行事也十分练达，可以说颇具“世俗的智慧”，甚至让人觉得不无“狡狯”的成分。在我当时接触的朋友里，林林总总，怪怪奇奇，但像铁林这样的却不多见。他也讲他在河南乡村中的亲见亲闻，讲他与底层社会居民的交往，讲他与不公正的命运的抗争。他不好谈学术、讲理论，可能把这视为少不更事的小子们一种精神上奢侈的习气。他迷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鲁迅当年曾说过，有谁曾经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之中，那是最能看到世人真相的。正是底层社会的这段人生阅历，构成了他颇为独特的性情气质。

 

七十年代后期，赵家在政治上得以平反，家道复初，铁林也考上了工科院校，将近二十年的艰辛得到了补偿，他终于被重新接纳进自己原来归属的那个阶层。再遇到铁林时，他踌躅满志，满嘴的理工术语，怀揣着未来工程师的美好梦想，俨然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我那时正沉溺在哲学理论之中，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少了，后来渐渐地便没了往来。

 

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了。某天在电视里忽然看到铁林，他正以一位民间摄影家的身份，给听众讲述他在底层社会的拍摄经历，不由得让我怦然心动。作为一个“老童生”，当年他的工程师之梦，在明眼人看来其实是有些不着边际的。在我看来，所谓“知识人”，其实不是别的，就是那些毕生都在寻求切合自己的一种表达形式的人。他们或以诗，或以文，或出之以理论，或构筑为形象，其实都是为了表达出一己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复杂感受与觉解。而铁林带着他的一部相机沉入底层社会，捕捉人生百态，穷神尽相，刻画写照，在我看来，也不仅仅是终于寻觅到了一种适合他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找到了一种适合他生命存在的形式，或者说是终于“成为其所是”。不久我们再次晤面，铁林拿给我看的，就是他这部新近写作的书稿《即将流逝的记忆》。

 

从“认同”到“承认”

 

或许是有憾于以往历史学的那种宏大叙事，析离了生命的血肉，蒸馏了淋漓的元气，遮蔽了那些真实个体的悲欢与奋争，致使活生生的历史被风干成了几个干瘪的哲学范畴，成为某些巨型理论观念的粗糙历史图解，二三十年前，国际上兴起一种口述实录体的报告文学，记叙形象、生动而具体，保持了历史的鲜活性，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铁林的这部书，也正是以这样一种体裁写成的自传体报告文学。这里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在几十年间兴衰升沉的历史，可如同佛家所说的，一粒微尘，可见大千。它也曲折地映现出一部现代中国的社会史，既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家庭及其子女的生活样态，也有从城市到乡村底层贫民挣扎谋生的艰辛实录，展现了纷繁多样的时代画面。比起那些用宏大叙事写就的正史来，这同样是社会记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章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一部双城记，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新乡。在铁林那里，这象征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前一个城市，有着童年温馨的记忆与梦想，到处是鲜花与绿荫，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后一个城市，却处处弥漫着灰黯阴郁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沉重而无边的泥淖之中，被平庸、琐屑与麻木所包围。就在这两个城市之间，铁林从前程似锦的干部子弟沦为底层社会的一个居民，他的青少年时代一下子断成了两橛。

 

在那个大故迭起、运动不断的年代里，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在政治运动中被从原来所处的阶层中逐出，失去了自身的身份，结果既不被同侪认可，也不被抛入的底层社会所接纳，从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与难堪的境遇之中。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记述被纳粹驱逐出德国的一船犹太人，由于载着他们的客轮被世界各国政府拒绝接纳，结果这些无处碇泊的绝望人群只好在公海上到处飘流。可是当夜晚来临船上奏响德国作曲家所作的乐曲时，他们都哭了。他们自觉地认同高华、深邃而优美的德国文化，但却被现实中无情的德国所拒斥。

 

铁林那时的处境，就活像是那一船飘泊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他在双城之间跋涉的经历，既是沉沦入底层社会后个人挣扎奋斗的历史，也是经历从认同危机再到追求承认自我的历史。

 

所谓“认同”（identity），就是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它既指个人与他人所具有的共识与默契，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或阶层的特征所持的肯认态度。老黑格尔当年在《精神现象学》里认为，追求承认是人性构成的基本要素，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动力，即起源于这种不被承认者要求平等的这样一种“承认的政治”。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对此进一步具体分疏为“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与“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前者要求异文化身份的人向主流文化认同；后者则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异质文化者的平等身份。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一大显学。铁林的这部自传，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追求“承认”，即要求承认他与其他干部子弟平等的身份；而按照泰勒的框架，这个故事便成为另一种讲法。

 

对于那时主流的政治文化，铁林其实并无微词，但家庭在政治上的罹难却把他打入了另册。他的认同在社会交往之中不被接纳，而最大的伤害其实还是来自原本属于同一阶层中人，这在铁林的自述中也有记述，一位干部子女这样对她的同学说：

 

“我还以为赵铁林也是干部子弟，没想到他家里那么破。”这个打击是沉重的……

 

他的奋斗，本来是追求干部子弟的身份与文化的认同的，但由于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被抛出，他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屡屡蒙受挫折，致使他个人身份的同一性出现了分裂，他的认同遭遇危机，结果总是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之感中。通过自我对于一己处境不断反省的精神炼狱，这种边缘化的结果反而渐渐使他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即从追求认同渐次转变为要求社会的“承认”，尽管也许朦胧而未尝自觉。这种“承认”已经主要不再是承认他的干部子弟身份，而是承认他的“自我”所具有的那种本真性：

 

我头也不抬，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妈的！别“五十步笑百步”，　我爸先倒台，你爸后倒台，现在不倒台，将来也会倒台，狂什么？没参加革命以前，这些老干部不也都是平头百姓？转念一想，我也犯不着跟她生气，古往今来，世事轮回，究竟怎么样，还得看自己。《红楼梦》说得好，“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只要自己不作贱自己就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何必认真！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他的《词与物》中开篇就谈到，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一部所谓“中国百科全书”，被其中的那种分类法所震撼的经历。在那里，事物被区分为：

 

〔１〕 属于皇帝的；〔２〕涂过香油的；〔３〕驯服的；〔４〕包含在这个分类法中的；〔５〕不可数的……

 

在这种思维方式与分类法看来，就象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名言所说的：“针戏与诗歌一样好”。福柯说，“当我读到这些话时，我大笑不已，正是这笑声，粉碎了我或者应当说我们一切熟悉的标识。……笑声还击碎了所有井然有序的事物的表面，以及我们习惯于用来驯化大量无秩序的事物的平面”。

 

记得我当年下乡时有位同学，就有着与此相类的荒诞故事。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做“地主”而批斗致死。然而事情过后，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肯出面证明他的父亲确实是一个“地主”。结果这位同学在“政治面貌”上便沦为一个“妾身未分明”的人，所有的人生出路与就业之门都对他关闭了。那时候他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到一个明确的地主出身的身份，以便能够跻身于“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那多少还有希望成为基层厂矿中的一个体力劳动者。为此，他开始不断地奔波于北京－陕北两地之间，当时上访的人流中多是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唯有他是要求将自己确定为反动家庭出身的。经过长达数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这苦苦的追求有一天终于感动了他父亲原单位的领导，破例给他开出了一纸确定他为地主出身的证明，这才使他如愿以偿。可是几年以后，他的家庭被落实政策，结果又被改回为“城市贫民”身份。人还是那个人，然而他的政治身份却几经变易。但这对于他，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

 

福柯的理论脉络甚为复杂，不过他以社会学的“陌生化手法”，揭示了那些曾为我们熟悉的分类标识，其实是依赖于某种人为活动刻意建构起来的东西，只不过久而久之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人们习焉不察罢了。在这种标识之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被敉平了差异，消泯了个性，强制性地加以分类，结果成了单一的社会政治符号。这样的分类与角色的派定，其实只是为了实施规训与控制的方便法门罢了。不过有的人将它视为可以随时脱去的一袭轻纱，有的人却作茧自缚，拿不起，放不下，不但误人，抑且自误，反而成了禁锢自己的螺蛳壳。

 

不断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一再蒙受挫折，凡此种种，如果不是使铁林由此大彻大悟，至少也使他开始萌生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一位英国史家在谈及历史写作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喟：“去岁湖上之风，既逝矣，渺难追寻。” 这是因为写作者以当下之我回首过去之我，由于时移境迁，其实未必能说得上是真实的记录。铁林在枚述自身过去的经历时，却采取了一种直言无隐，既不讳言也不虚饰的风格，不敢使当年的经历稍失其真。这令人联想到卢梭的那部《忏悔录》，那也是同样出奇的坦诚。这在恪守传统道德规范的维多利亚时代，不能不被绅士淑女们鄙薄为“心的暴露狂”。但在卢梭看来，即便自己的行为不合于既定的一般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独特的本真性亦足珍惜。他说，“大自然造出了我，打碎了模子。” 铁林在这部书里，也把他在底层社会生活的那些机心与算计，包括他那不无几分粗鲁的赤裸情欲与婚恋，毫无讳饰地呈现给世人。这也同样彰显出由追求身份的认同到体认自身本真性的独特价值的心理轨迹。

 

越战老兵与“老三届”

 

三十多年前，由少数人发端，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这固然不能排除少数人出于在全能体制下养成的投机能力，以“上山下乡”来表演政治秀，靠许许多多无名者的奉献铺垫作为自己政治上捞取的资本，但个别人的这些行为，却使大多数人就这样被呼啸裹挟而去。

 

自七十年代中期这些人陆陆续续从农村返城之后，“知识青年”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之中。斗转星移，今天他们身衣各式各样的华衮：如“企业家”、“官员”、“学者”……有些人正在成为冉冉上升的社会中坚阶层。他们中有谁还愿意重回江湖，去回忆去记叙这一段人生际遇？而更多的人，却因面临失业下岗和家庭困境，自哀不暇，更无暇流连光景，缅怀往昔。几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夫妇访华，出乎我的预料，他们与我一席长谈，主要关注的却是当年的知识青年问题。相比于异国学者，国内读书界无论是有关的研究还是写作，都不免令人汗颜。

 

尽管“老三届知青”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但艺术的夸饰、回忆的失真和人为的美化，已经把历史上的“老三届”知青弄得面目全非。偶然浏览到一些名为《丑陋的老三届》、《丑陋的知青一代》之类的文章，甚至认为老三届连相貌都长得特别难看特别丑陋，不免让人发噱。时代的隔膜，竟至如斯。三十多年后回首，无论是当年的“伤痕文学”，还是所谓“青春无悔”的成功人士的独白，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出于无知对那个年代的浪漫想像，在关于知青运动历史的主流话语中，一代人或者当成革命乌托邦的过时遗产，或者被当成天降大任之前的必要镀金，或者被当成社会主义试验缴纳的“学费”，甚或干脆被视为经济改革所急于抛弃的“社会包袱”，凡此种种，其实都远远遮蔽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

 

铁林这部书不但以上山下乡起始，其中的主要篇幅也牵涉到这场知青运动，忠实记录和保持了知青生活血肉丰满的原有生态。特别是二十多年后，他重返故地，追踪访问旧时同学的那些实录，两相对照，将有助于读者对“老三届”知青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作为老三届，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文革与下放农村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这一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他们永远失去了改善和提高自身命运的机会。从饥馑年代的营养不良，到文革时期的动乱失学，再到今天的失业下岗……我们民族几十年间艰难竭蹶所酿出的苦水，似乎统统都让这一代人闭着眼喝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不过，他们所蒙受的苦难并不是出自他们自身的过错。也许还是德国史学家兰克说得好，“每个时代离上帝都一样远近。”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代人各个都生就的英俊妩媚，但比起上一代或下一代人来说，他们其实也并不更为丑陋。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裹挟到农村去的，尽管他们费尽移山气力，而山河依旧，民众的贫困如昔，但在经受艰苦砥砺与磨难的同时，他们毕竟也为那些从未感受到现代文明气息的穷乡僻壤，吹进了一缕清新的时代之风，带去了新的城市文明的信息。正是这些由无数人付出的涓滴的努力，最终才形成了一股促使我们走向开放社会的巨大合力。这也许是为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

 

历史是无法也不应割断的。如果将这一知青下乡运动，放在近代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的大背景之下看，或许我们应当说这是自帝制中国解体以后，重新打造出统一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一个必然历程。有一位负笈美国的学子，在他题为《越战老兵与老三届》的文章中，将美国的越战老兵和我们的老三届知青做过对比后，这样说道：“我们应当像美国一样客观地对待历史，更加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认识、帮助和照顾好为了国家建设尽了自己一份力的老三届。他们在从革命到改革的时代的转换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样的视角，才显示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感。

 

二十来年前一度兴盛的“伤痕文学”，是一种过度偏于主观的文学。它检视批判那个过去的时代，周遭的世界与人物被以堕入底层的“落难公子”的视角组织起来，用的多是“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的语式，充满了自戚、自哀乃至自恋，而结局不外是才子佳人大团圆。在铁林这样紧贴着粗糙的社会地面，将破溃的疮痍与历历的疤痕一起收入眼底的作品面前，不但那些作品显得贫血、苍白与稚嫩，作者们也好像是些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儿童。即便仅仅从对于现实生活的描摹着眼，那种文学也显得委实是太小儿科了。

 

作为一位打捞民间记忆的人，铁林以他的这部书，忠实记录下了那些至今卑微而无公共话语权的当事者，对于文革知青运动的真实记忆，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矫正那些享有公共话语权的人在有意无意之间的误导，敞开那些在意识形态压力下被遮蔽的真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的记忆。

 

对于个人来说，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而构成这一自我意识核心的，则是对于自身经历的一切记忆，包括自己的经历、能力、个性等等的总和。打捞记忆正是为了找回自我，寻求自我认同。当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当年高检家属院中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终于获得承认，被原来的那个阶层再次接纳回去了。可重来的“前度刘郎”，还是原来的那个“刘郎”吗？他找回来的那个“自我”，还会是那个“往昔之我”吗？这正是铁林后来不同于那些偶而猎奇的采风者，而能以相对平等的视角去观察底层社会的前提。

 

重回江湖——书外的故事

 

如果铁林的故事仅止于此，那不过是现代中国又一部“公子落难”其后家道復初皆大欢喜的老故事，未免稀松平常而让人觉得乏味。黑格尔甚至认为，在承认的政治要求被满足，历史失去了张力之后，不但社会世界人物凋零，情性干枯，平庸弥漫，历史亦将停滞乃至终结。那么当铁林的一切都回复旧观的时候，他是否会体验到某种精神的失重，甚至品尝到失去追求后的空虚呢？他没有讲。

 

吊诡的是，二十年后，命运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仿佛和铁林开了一场大大的玩笑，他又落回了社会底层。这已是两度跌落了。经历雪侮霜欺，“身世依然是落花”。不过这次他已不再是落难公子的心态，他终于见到了他以前所见不到的世界……但是这后续的故事在本书中记叙不多，读者可以参见他的《另类人生》一书，那方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使他的书，有一种能将不同的元素杂揉起来的诡谲的融合，形成了某种恢诡怪奇的风格。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过，“人不仅企望活得更好，而且也企望活得更多。”铁林这半辈子活得好不好，恐怕不同的人会见仁见智，人言言殊，但他确实活得很“多”。他的大半生，升沉跌宕，波澜起伏，算得上是色彩斑斓而丰富。赵家在１９５９年突遭贬谪，２０余年前家道中兴。到了９０年代中期，铁林复又腰缠百万贯，骑鹤下海南，不想生意失败，再度跌回底层社会。当他落魄海南，沉沦底层，生计无着，乞食多门之际，还有没有往昔“落难公子”的那种自戚自哀乃至自怜自恋的心态，我不得而知。但这却使他的自我认同开始转换了基础，即从一个底层人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而最终成为一个打捞民间的社会历史记忆的人。如果没有这几上几下的经历，他也许至今依然懵懵懂懂，随风浮沉，活得不明不白。由此看来，这样的大起大落，作为个体的人生际遇，究竟幸耶，不幸耶？世间人当有能辨之者。

 

我从书中可以读出两个铁林来。前一个还沉溺于儿女恩怨之中不能自拔，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孰得孰失；而后一个，却已经挣脱了通过个人奋斗去争取“承认”的故事，把他的视角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

 

“朝与屠沽游，暮从驺卒饮”。他与底层社会的牛童马走、屠狗贩缯乃至那些从事人类最古老的谋生职业的风尘女子为伍，融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照相机和笔为工具，忠实记录下他们的离散聚合，喜怒哀乐，我以为，那是非具佛家所说的大慈悲心不可的。他既不像当年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那样，将底层的民众涂上圣油加以圣化，以为未来的救世希望全寄托在那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俄国农夫的老羊皮袄上；他也从不以那种自居为上等人的轻浮态度去看待众生，以为他们只配在倨傲精英的谋划支配之下享受苦难。他的摄影技术，以我非专业的眼光固然无从评判，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镜头平视，采取的是日常的视角，这与他那清新畅达的文字配合起来，有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他的文字风格，冷峻明达而又不失温情，刻画入微却能心存悲悯。读过他讲述的故事，禁不住让人浮想联翩：尽管政治变幻，人事代谢，历次革命的大潮大涌奔突而至，使得天崩地解，似乎一个全新的世界马上就要降临，待得尘埃落地，放眼四顾，而风物不殊，世事依旧，其实真正改变的东西却十分有限，或者借用铁林的话说，“层次是永恒的”。而一代又一代的黔首黎民，就这样歌于斯，哭于斯，生存着，繁衍着……这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相比之下，当今充斥书坊的那些“行走文学”也好，或者是声称深入底层社会的探察实录也好，其中多数作者其实对基层社会是很难具备“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他们更像是一些所谓新潮的“布波族”（Bobos），即真布尔乔亚（Bourgeois）与伪波希米亚（Bohémien）的蹩脚結合――当年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讥嘲地称之为“衣冠楚楚、脑满肠肥的波希米亚人”。他们开着自己的进口车，穿着名牌服装，足等耐克鞋，下去名为体验底层生活，实为新式的豪华游。他们看到的，正是自己要看到的；而他们没有看到的，也正是他们所看不到的。

 

而铁林所走过的那一之字形的人生历程，却使他的精神由此得以升华，使他不但对那个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身份与政治符号，具备了一种初步的自觉，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越和新的自我确认，从而不但多少找回了“本真性的自我”，同时也使他在社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实现了自身独特的社会价值。

 

所谓“干部子弟”，既是一个政治性的符号，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特定历史的一个派生物，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一代人的逝去，这个标识特定政治身份的术语，也渐渐地快要从字典里消失了。其实，在这些子弟的父母们――那些投身革命的一代人身上，当初并没有这么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政治包袱和心理上的情意结。毋宁说他们倒大都是些“好汉不问出身低”的世路上的豪杰。他们的革命原本发端于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可是在夺得政权后，革命者的身份却衍化成了一种新的“身份政治”，这对于他们所追求的平等价值本身来说，真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观念的悲剧”。所幸，我们今天的社会终于多少从那里走出，开始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历程。

 

铁林是满族人，如果远溯女真先祖，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喑呜叱咤则风云易色, 横枪跃马如风虎云龙，好像燎原的烈焰横扫过东北大平原。当他们立马山海关，行将问鼎神州、中原逐鹿之际，何尝想到过自己是不是远离王化的“化外之民”？从这种意义上说，铁林的境遇与其说是跌落尘寰，倒莫如说是回到了父母辈当年的草创状态，回到了女真先祖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生命的本真状态。

 

记得南朝的儒生范缜，曾以一树繁花，随风吹散，有些落到神像上，有些则堕入厕溷之中，来说明人的命运差异。尽管花都是同样的花，但造物弄人，随命运之风的播弄而结果各自不同。借用这个比喻，一种人如果仅仅因为被南来北往的风吹落到佛头上，便自倨自傲起来，故弄张致，擅作威福，未免可哂；而另一种人，尽管沦落厕溷风尘，却能透过自我对于生命的不断反省，终能获致人性的丰满。也许铁林尚未洗尽铅华，但人生的几起几落，却使他的生命活出了本色，活得充盈。可惜的是，“江湖子弟今已老，红粉佳人白了头”。

 

不过，他就这样，行囊中带着残存的一两分“干部子弟价值观”，若干“世俗的智慧”，一些“底层人的脾气”，这些不可思议地汇聚在一处的东西，又上路了，就像他当年沉沦社会底层，却带着写生的画夹子。

 

读罢全书，最让我回味不已难于释怀的，还是书中援引的魏喜奎大鼓书中的几句鼓词，因为它苍凉沉郁，唱出了命运的诡谲和曲折，也唱出了永恒人生中的悲哀――

 

春连着夏，秋连着冬，一年四季，刮的是那八面的风。三生石上的老少爷门儿们……肉眼凡胎也要问它个死生……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

 

（本文原为为赵铁林《即将流逝的记忆》一书所作的前言，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