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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乃是后革命社会的最大困境,也是托克维尔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寻求自由的特殊道路。
 
  ——托克维尔
 
  王 焱
 
  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部出版于1835年,下部出版于1840年。这部书在当年出版后曾获得了很大成功,托克维尔因此先后入选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及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但是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法国思想界却将这部书束诸高阁,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倒是在美国,这部书自问世以后一直不断有人阅读。不过在美国人的眼中,这是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外国旅行者对十九世纪美国的观察与分析,而忽略了托克维尔的这部书所体现出的法国古典社会思想整体传统的重要意义。而在此期间,法国政治社会也深陷于大革命以后的动荡纷扰之中。
 
  为什么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后来竟在法国知识界长期遭到冷遇呢?其重要原因盖在于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托克维尔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立场,而不认为流行的意见就是真理。他既反对保守主义者对大革命的妖魔化,也反对激进主义左翼对于大革命的神话化,从而揭示出大革命其实并不独特,它不过是法国历代君主制使命的一次性的剧烈的完成,正是法国绝对君主制与大革命共同打造出了法国的原子化社会。为此,他不惜同时两面作战,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展开论战。托克维尔的姨夫、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曾经指出,由于托克维尔的这一揭示大大“限定了革命者的独特性”,因此“惹怒了所有的人”,结果托氏的著作被长期打入冷宫而无人问津(参见贡巴尼翁著,《反现代派》,中文版,三联书店,第87页)。但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著作,不会总是被偏见埋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写作了《托克维尔再发现》(redécouverte de Tocqueville),呼吁法国学术界重视托克维尔思想遗产的重要意义,才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深入思考。晚近二三十年,托克维尔及其思想在欧美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一、托克维尔为何舍近求远,不去英国而远赴美国考察?
 
  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的一个贵族世家。曾外祖父马勒舍尔伯(Lamoignon de Malesherbes)是法国政坛和知识界的名流。父亲是查理十世宫廷的显贵。但是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迫逊位,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托克维尔的父亲因此失势,被剥夺了贵族身份。迫于时势,托克维尔在当年8月、10月两次对新朝宣誓效忠。当时法国政坛派系林立,政局动荡不安,如果说七月革命让托克维尔真正认清了法国的结构保守主义的失灵,从而证明了近代条件下法国的“贵族不可能”,那么从长远看,民主的进程在法国是否具有希望呢?正是这一问题意识,让他萌发了去北美新大陆考察的愿望。
 
  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一道,于1831年5月抵达美国,1832年2月离开,在美国考察了十个月左右。而作为这次考察的成果问世的就是这部《论民主在美国》。
 
  托克维尔为何舍近求远,不就近去英国考察而远赴美国?他在参政时确实曾经反对与英国结盟,但这只是出于法国法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于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是非常了解和钦羡的,更何况他的妻子就是一位英国女性。1833年、1835年和1857年,托克维尔曾经三次访问过英国,在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书信和札记;其间,他还与以写作《论自由》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小密尔(J.S.Mill)结成了密友。托克维尔的思想观点,自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奥尔良家族登基以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认为,在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以后,欧洲各国君主采取的一系列复辟政策并不能挽救旧制度的危机。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坛尽管相对平稳,但是所代表的仍然是旧的贵族政治,代表了欧洲陈旧世界的社会建制。他认为,“英国贵族的权力,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人们会发现,它在波涛中不断地扩大地盘。欧洲社会不久的未来,将会是完全民主的社会。”(Oeuvres complètes de Tocqueville,ed. J. P. Mayer, Paris,Gallimard,1957,Tome V,II,p37)既然如此,英国对于法国的未来而言,还能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
 
  尽管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法国还处在革命与复辟交替循环的动荡时期,而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却似乎一枝独秀,波澜不惊,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英国却并不值得法国人效仿。他认为,以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的新标志,法国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的现代价值的担当者,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负有在世界上捍卫自由民主体制的责任。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霸权扩张。因此,他认为,英国的经验能够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陆国家借鉴之处甚少,因为如果革命意味着猛烈的急剧的变化,那么革命在英国还时机未到;但是如果革命是指法律的重大变化、一种社会转型、以一种支配原则取代另一种,那么英国无疑已经处在革命当中了,因为曾经是其政体根本原则的贵族的原则正日趋没落,而很可能是民主的原则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民主(平等化)的变迁不可逆转,侈谈英国式的贵族自由主义对于革命后法国的社会现实来说,也是根本于事无补的。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欧洲以前类似贵族那样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论”中,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人们普遍平等的社会状况”在该国已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在欧洲,这些特质尚处于展开的过程中。他认为经过大革命风暴,法美两国的社会平等程度正在逐渐变得趋同,因而他特别有兴趣了解,这给现代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他意图通过对美国的考察,来对北美这一新兴民主制社会和老欧洲的贵族制之后的社会这样两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既然欧洲迟早会走向如同美国那样的完全平等的状态,那么研究美国,同时也就是研究法国乃至欧洲的未来。
 
  二、“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并不是对北美新大陆的异域风情感兴趣,他在考察中屐痕处处,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他的祖国法兰西。
 
  正如托克维尔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其上卷与下卷不但主题不同,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上卷的主要担忧是社会平等化的演进可能带来多数的暴政;而下卷却为欧洲的官僚专制作为一种柔性专制主义,导致民众对于政治的日益冷漠而忧心忡忡;上卷只担心一个过分强大的议会,可能带来“议会专制”;而下卷担忧的却是现代社会中的平等扩张,最终有可能会压倒自由。一般而言,下卷的理论性更强,目前更受欧美思想界的重视。
 
  同一本书的上卷与下卷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并不在于美国这一认知对象有何变化,而关键在于托克维尔思考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状况和困境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已经已成为既往。法国政治社会的建设却还远远没有完成,依然陷于动荡之中。托克维尔在《论民主在美国》第十二版序言中说“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在托氏看来,对于后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L'idées sociales après la Revolution )而言,无疑应当主要致力的是政治社会的重建。
 
  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宪政法治,没有贵族阶层是难于实现的。“欧洲的宪政主义是从建立在公认的社会等级(皇室、贵族、平民)之上的混合政体中逐步演化出来。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认为宪政主义取决于这些等级的存在。”(【美】詹姆斯•W•西瑟著,竺乾威译,《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却已将贵族阶层连根拔除。托克维尔回溯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说,“毫无疑问,在法国,民主在它的进程中沉浸于漫无节制的激情当中,它推翻了在行进当中碰到的一切,而且使未被摧毁的事物发生了动摇;它在混乱和激烈的斗争中不停地向前迈进。” (《论美国的民主》,第15页)而对比于美国,“在那里,我们谈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几乎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或者可以说这个国家今天已经看到民主革命的成果但并未发动过这样一场革命。”“我并不相信美国人找到了民主可能采取的唯一政府形式,也并不企图预见某种普遍的政府形式”(《论美国的民主》,第15页)。这意味着,托克维尔远赴美国考察,是要力图解决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的两难困境。托克维尔的这一问题意识,后来被当代法国研究大革命史学的权威傅勒(F.Furet)进一步解释为:“十八世纪的法国太民主了(王按:指大革命之后社会状况的平等化),无法保留贵族的东西;太贵族了(王按;指称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中公务员阶层的倨傲自大),无法拥有民主的东西。”(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第217页)贵族为何不再可能?民主因何没有希望?怎样才能走出法国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困境呢?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démocratie)这一用语与现代政治学的狭义民主概念并不同义。在很多时候,其含义就是“社会状况的平等”(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法语condition这个名词有条件、状况、身份等等含义,也有人将这个词组翻译成为“条件的平等”)。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在为《论民主在美国》所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托克维尔“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逆转的结果••••••他还用这个词指普选,指社会日益走向可以清扫一切特权,而主要是可以清扫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权的平等的演变”(转引自《论美国的民主》,第949页)。由此可知,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的书名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也可理解为“平等(的社会状况)在美国”。
 
  在托克维尔的辞典中,所谓“民主”(démocratie),也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的时候他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一词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对于托克维尔说来,现代与古代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已经再也无法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拒绝大多数人与他们相似。这是“社会状况的平等”的重要含义之一。尽管传统主义者力图复辟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贵族制时代,但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往昔用以维系等级特权的那些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想要重建贵族等级为治的人已经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这也是处在民主时代的传统主义者的最大悖论。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务员贵族”意图享有老贵族原先享有的那些特权,但却找不到昔日贵族依赖自然秩序所享有的正当性。而且也不可能找回往昔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那些高贵气质与社会担当。贵族毕竟依托的是自然秩序所形成的文化等级,而现代的公务员却依赖的是人为建构秩序中的科层等级,后者所享有的特权与地位,除了权力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文化依傍可言。中古时代的贵族可以延续数代,但现代的公务员一旦失去权力,则一无所有。如果是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其实那除了短期的政治势利带来的虚荣外别无其他。
 
  大革命以后的法国社会,尽管实际的状况并非完全平等,但是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巨变之一,就在于一种“想象的平等”(l’égalité imaginaire)日益深入法国社会的政教习俗当中。这种仅仅是“想象的平等”,在托克维尔看来,却要比人类状况的实际不平等更为重要,因为想象的平等使人想起所有等级关系或所有不平等的偶然性或人为性。在现代社会中,单单是这种“想象的平等就让所有的不平等成为非法。”(L’égalité Imaginaire délégitime toutes les inégalité.)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起作用的社会状况的平等本身,就是使新的平等要求不断产生的一个动因。” (Raymond Aron,Assai sur les libertés,Hachette,1998,p9)社会状况同质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推进社会平等发展趋势的强大动力。美国之行让托克维尔认识到,在法国,即使没有这场大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11页)
 
  三、走出“原子化社会”
 
  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托克维尔社会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主要社会范畴。他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着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民主已经是给定的客观事实,政治的上层结构是否能够与其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执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但近代社会的演进,不仅仅带来平等,这一社会状况的巨大改变也与自由价值构成了高度的紧张关系。这是因为平等虽然替这个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利益,但也使人们养成了一些极其危险的性格,它使人与人彼此孤立,使每一个人只顾到自己,使人的心灵过份向往於物质的满足,致使社会到处弥漫著利己主义的思维。
 
  大革命本来是穿着古罗马人的衣服,要求重建罗马那样的共和国式的政治共同体,但它在摧毁贵族阶层的同时将已有的民间社会也一并连根拔除,由于革命暴力铲除了一切社会的中间性结构,尽管平等使大家的处境相同,但彼此之间却失去了联系,专制使人变成一粒粒散沙,身份平等而缺乏自由的一项关键后果,就是社会生活朝向“过度私人化”的发展。在这种社会中的个人龟缩在属于一己的私人领域的螺蛳壳里,只关心私人事务,结果又反过来加速了残存的政治自由的消解。托克维尔对此深致遗憾:“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论美国的民主》,第883页)由于法国人过度沉迷在私人领域里,过度考虑私人利益,社会的政治性和公共领域就消失了,社会成了“碎片社会”、“散沙社会”(société en poussière)。
 
  社会中间力量的消失,地方自治的瓦解,导致法国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它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抑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论美国的民主》,第870页)。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蜷缩在私人领域之中,只顾自己发财的原子化社会(société atomique)里,是根本无力实现政治民主的。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正是为了从中觇知革命后的法国政治社会的前景和命运。托克维尔认为,必须把美国的政府形式,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政治结构,以及从革命中诞生出来的法国政治结构,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法国的历史道路,并不像革命者想象的那样独特,也不像保守主义想象的那样黑暗,不过意味着一种进入民主时代的特殊方式。
 
  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维系美国政治社会完善运作的三项主要因素, 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宪政法治;三是政教习俗。三者之中,尤以政教习俗(moeurs et coutumes,过去一般直译为“风尚与习俗”,这里采取我自己的译法)最为重要。它指称的是一个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我相信,尽管最幸运的地理环境和最好的法律并不能够维持一种政体,但政教习俗却能够将即使最不利的环境和最糟糕的法律转变为有利的条件。”
 
  四、美国政治社会运作的启示
 
  在考察美国的行程中,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制度和政教习俗两个方面,发现了矫正民主时代的社会弊端的经验。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层面,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实行联邦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这种制度既融合了大共和国的力量,又保持了小共和国有利于民众自由的好处,实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相容兼顾。在联邦制度之下的中央政府,既能够代表国家处理对外事务,又可以对内规划政令法令;而各个州政府对联邦政府也可以行使监督与牵制, 从而最终让各州的地方行政机关与民众依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所以他赞扬这一制度“乃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与自由的一种结合”。
 
  托克维尔同时也高度赞扬美国发端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制度与精神。他认为,这一自治制度既是美国政治生活的起点,同时也分散了中央权力,形成了抵御联邦政府恶政恶法的一道有效屏障。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法官与律师等法律人群体成为取代老欧洲贵族阶层的中间群体的角色。这一群体重视公共秩序,爱好和平与稳定的保守习性抑制了平等社会中大众的激情, 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托克维尔也赞许美国法律实行的陪审团制度,因为在公民轮流参与审判的过程中,能够将法律的精神内化到民众的意识之中,形成良好的政教习俗,因此,他高度赞赏美国法治中的陪审团制度,认为其作为公民自由民主学校的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所具有的司法功能, 使公民通过这一制度与过程得到免费的公民教育。美国之行对托克维尔最大的收获乃是让他认识到“在民主的国度中,结社的学问乃是学术之母”(Dans les pays démocratiques, la science de l’association est la science mère.)。在美国社会中公民自愿组成的社团遍地发育,公民的自由联合取代了旧欧洲贵族贵族阶层的个人权威,避免了政治上的暴政和专横。这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重建了“中间权力”(pouvoirs intermédiares)。
 
  当然,在考察中托克维尔批判地审视美国的目光,在本书中也所在多有。在他看来,考察美国并不是要法国也来照搬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他特别强调:“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法制的原则,而非法制的细节”(《论美国的民主》,第3页)。他想要探求的,是现代政治社会共通的深层原理。
 
  通过对于美国社会的考察,托克维尔进一步认识到:“在我们行将进入的时代,凡是试图以特权和贵族制作为权威的基础的人,都将遭到失败。凡是想在唯一的阶级里建立并保持权威的人,也将遭到失败。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主权拥有足够的本领和足够的力量以重新建立臣民之间的永久差别的办法建立专制。••••••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在于从上帝让我们生活其中的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论美国的民主》,第873页)
 
  托克维尔把社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民众开化而且能够自治的社会,如美国。第二种社会模式是,处于社会权力之外的力量(政府)作用于社会,迫使它向特定的方向前行。还有一种社会模式就是社会的权力被分割,政府介于社会之内和之外,如英国和法国。(参见托克维尔《美国游记》中文版,p220)
 
  五、社会理论的政治之维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在贵族制消亡之后的现代社会,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Il faut une science politique nouvelle à un monde tout nouveau.)那么这个所谓“全新的世界”究竟“新”在哪里?而这种所谓“新的政治科学”,究竟又“新”在何处呢?
 
  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这个“全新的世界”新就新在它以民主制取代了贵族制。这一社会变迁之所以具有根本性,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制,而且是一种社会状况,不仅意味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民主制,并且包含着整个社会意识对于民主制的充分接纳。现代性的挑战,让人与社会的问题成为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不仅政治结构要服从这一社会状况,事实也要适应思想的这一变化,法律更要服从政教习俗的这一巨变。如果无视革命前后的这一重要社会变化,希图原样搬用君主绝对主义时期的政制,或者复辟等级为治的贵族特权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都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此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古人所未曾梦到的。托克维尔指出:“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论美国的民主》,第531页)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美国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学派塑造的那个在古今之争中站在保守立场上的人物,也不持有传统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并不同质。古代人的民主与现代人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件事物,因此,与古典哲学家刻意贬低古代民主制不同,他的 “新的政治科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政治学。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很少论及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而且他特别强调,古典哲学家的重大缺陷在于,缺乏一种能够包容所有人类个体,并无视其特定地位的一般的人类思想。
 
  托克维尔的新政治学,也不是法国启蒙学派主张的那种唯理主义政治学。在托克维尔看来,启蒙主义强调个人的平等与自由,顺应了天意,但在启蒙哲学思想指引下的社会观念,乃是由原子化的个人集结而成的一种“单纯、齐一、连贯、平等而理性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仅仅根据一些简单的理性原则企图重新设计与构造社会,在托氏看来,只是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傲慢与偏见。
 
  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实际上等同于对社会的一般分析。他之所以使用“政治科学”一语,那是因为他将社会分析本质上视为是政治性的。但是到后来,他将自己的思想自觉定位为“大革命后的社会思想家”。(参见《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p382)
 
  作为这样一位社会思想家的托克维尔,他的“新政治学”,就是要开出社会理论的政治之维。社会理论是近代社会的一项知识成就。一般而言,所谓社会理论具有这样三个特征:一是试图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而非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子系统的关联互动。二是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并加以一般化;三是特别关注于分析现代性。英美的政治哲学家,往往以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来看待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这一类型的政治理论,偏爱用抽象的思辨方法来界定诸如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但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是反对迷信那种纯粹依赖概念的推导来建构抽象理论的。
 
  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将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立作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中心性范畴。而社会理论的政治之维,正是要回应这一根本问题。这也就是他说的“政治世界正在变化,今后必须寻找新的办法去救治新的弊端。”(《论美国的民主》,第880页)“因此,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去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不能对比。”(《论美国的民主》,第884页)这是古典哲学家所从未有过的社会学视角。而他的新政治学就是强调政体的选择必须要适应社会状况的这一古今之变。
 
  就学术路径而言,托克维尔的取径更多的是源自近代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正如西方有论者指出的,法国启蒙运动的那一“原子论个人主义”,妨碍了孟德斯鸠社会理论观念的发展,是托克维尔超越了启蒙主义而遥遥上承这一社会理论的观念,并重新加以发扬光大;同时也实现了从孟德斯鸠的贵族自由主义,中经卢梭的平等论转向,再到托克维尔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转换,从而使法国古典社会思想传统获得了新的意义。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托克维尔说,“上帝既未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又未创造全都是奴隶的人类。不错,上帝在每个人的周围画出了一个他不可能越出的命中注定的圈子,但是,人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还是强大的和自由的。各个民族也是如此。现代的各国将不再能在自己的内部造成身份的不平等了,不过,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国民自己了。”(《论美国的民主》,第885页)
 
  在托克维尔那里,平等(民主)并非全然属于理想的社会愿景,而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旧时代的君主和老贵族们固然抵挡不住这一趋势,新的资产阶级对此的抵抗,最终也必将归于徒劳。在他看来,未来的岁月里,人们可以选择的只有两种前景,即“宰制之下的平等”,还是“自由之中的平等”?
 
  201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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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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