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鸾先生（1888－1941）的大名，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却是舆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位骄子。

张季鸾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除短期从政外，以报人生涯终其一生。他最辉煌的时期是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十五年。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共同接手《大公报》。把一张原本业绩平平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精彩迭出，其后二十余年间，大公报称雄报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舆论重镇，1940年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大奖。《大公报》也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论大公报三巨头的成功要素，人道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张季鸾的健笔。”季鸾先生不过一介书生，但就凭着这支出神入化的笔，“不治而议论”，他实现了自己言论报国的理想。

报纸时评的特点是讲求时效性，这固然要求作者才思敏捷，倚马可待；但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因此被人视为“急就章”，以为时移事易，速生速朽。连张季鸾自己也说，他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用来包花生米了。可历史走过六七十年后下来，尽管时代悬隔，如今当我在灯下重读那些泛黄报纸上的旧文时，依然不能不为他的襟抱识见击节赞叹。论篇幅，一篇时评不过二三千字，如此局促的天地，经过张季鸾的刻意经营，竟能在“螺蛳壳里开道场”，将这一文体的长处发挥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张季鸾写时评的时代，民国早已肇建，然而帝制中国的私天下与家产官僚制的余风，并未销歇。过去科举制下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被复制到民国政坛中，形成山头林立的依附性朋党关系。国家公职成了大小政客之间私相授受的物件。许多懵懂庸俗的官僚，食国家俸禄多年，依然将“公共权力”当做“私”的权力，视为谋生与攫取身家富贵之器具，除了逢迎上司卖官鬻爵之外，惟独不知国家民族利益为何物。报章杂志原本作为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机关，却严重缺乏公共性；在报人的职业操守流失殆尽之际，评论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又从何谈起？《大公报》以“不私、不党、不盲、不卖”为其宗旨。由这一点去观察，张季鸾的笔固然是生花妙笔，文采斐然，但更紧要的是，他论事析理，能够出以公心，超越党派私利，时时处处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他期冀能够以此打造出客观公正的公共舆论，推进与完善国家的构建，培育出具有成熟健全心智的现代国民。

青年时代的张季鸾，为了实践言论报国的理想，曾经两度被北洋军阀下狱，但事后他的志气依然不衰。更为难能的是，经历如此磨难，他的时评政论，却不见丝毫偏激褊狭和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瘟不火，让读者如同听他围炉夜话，娓娓动人，听而忘倦。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犀利，说理的出色当行见长。这就使他的时评，具备了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众的复杂思维能力，避免简单化的价值评判的功能。

张季鸾生处的时代，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起伏变幻，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往往激起舆论界的观点对立和派系纷争。以先声夺人、立异鸣高为敏锐者有之；以道德酷评、尖酸刻薄为深刻者有之；以苛察为明、挖掘阴私为洞察者有之；从派系利益出发，以党同伐异望风吹火为识时务者有之；凡此种种，未免哗众取宠之嫌，有悖于时评的本意初衷，都为季鸾先生所不取。他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

自宋明以降，儒生转向内在世界，理学家一味高扬天理，却不注重了解社会政治领域实际的运作过程。降及民国，流风所被，时评家的议论也往往陈义过高，颇多大而无当之论，迂阔而不切世情。张季鸾则不然。他知识广博，储备丰厚，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内幕与隐情，能够洞烛幽微，从而使他的笔能够贴近实际，而不发凌空蹈虚之论。对于由旧入新的知识界中那些带有士大夫偏激习气的那些偏执意见，尽管真的落实到社会政治实践中未必济事，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足以偾事，但在季鸾先生看来，知识人的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只要能够出以真诚，身体力行，都是国家民族元气之所在。如果不加珍惜，任意践踏，将不知使国家社会伊于胡底。有鉴於爱惜士类正气，卫护知识尊严，乃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因而他在评论中总是尽量加以回护。

张季鸾的时评讲求张驰有道，而并非一味从宏观上着笔落墨，即便是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也常有闲笔，掌故轶闻，雪夜风花。但他的闲笔不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看似不经意间往往有深意存焉，而余音袅袅，启人遐思。

当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季鸾先生以他的一支笔，在报坛上纵横驰骋，集中体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周恩来当年曾对人说，做报人要象张季鸾那样，“腾龙飞虎，游刃有余”。而毛泽东则认为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国家”。

若说“意见领袖”，当时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在事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我看来，季鸾先生可以当之。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