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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古文的力量

1916年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因友人嘲笑俗字俗语入诗,便撰写了一首白话诗代答:“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做字,今人叫做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这是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难免幼稚。而其中显现的语言文字观念,更是问题丛生。但是这样荒谬粗陋的义理,不久却激起了近代一场兴白话、废文言的文化革命。钱玄同要将中文改为拼音文字,陈独秀指斥文言“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甚至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荒谬言说。
 
今天回首白话文学的兴起,平心而论,人们对此倒并无什么争议,因为明清以来本就有接近白话的文学传统,五四人物在文言之外引进一种新的文体,无疑丰富了中文的文体表现手段。但是振兴白话文学,不必尽废文言。五四文学观念的错误,在于他们主张的“言文一致”说,从根本颠覆了中土本有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包括文言中包含的全套价值、信仰与技术。早在汉代,由于面临广土众民“言语异声”的现实,华夏文化便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字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书写文字远远凌驾于口说之上,文字比口语的意蕴更丰瞻多彩。二者的关系是既相离又相合,既相辅又相成的不即不离关系。而五四人物却将二者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打倒文言的结果,是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思潮的兴起与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泛滥无归。
 
西方文化以语音为中心,也以逻各斯logos为中心。这一文化认为语音源自神的口说,而书写只是起到对于言语、真理的遮蔽作用。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抬高口说而砭斥书写,将书写视为距神的声音又远离了一层,结果深陷于拼音语言的牢房而不自知。直至二十世纪晚期才有人对此起而批判。五四人物轻易抛弃自身的文化特性,而去山寨异域语音中心的文化,实际上与晚清公羊学以口说大义为准的主张遥相呼应。
 
主张文言与白话并存,并不是因为“咦唔日久,未能忘情”所致的“骸骨的迷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深刻差异在于,华夏文化的神明不言说,祂书写。传说仓颉生有四只眼睛。祂用上两只眼, 看到天上的“奎星圆曲之势”,用下两只眼,观察到地上的“龟文兽迹之象”,从自然之美中获得了启示。祂依类象形, 博采众美, 创制了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中唯一形成书法艺术的汉字。正因汉字的发明窥破了天道之秘,因此“天雨粟,鬼夜哭”。
 
日本学者加藤彻认为,现代日本有三种文体,即“和文体”(纯粹的日文文体)与“汉文体”(模仿中国古文风格的日文文体),以及明治维新以后从欧洲文化直译而来的“欧文体”三种。其中,“和文体”适于抒情,“汉文体”适于论辩,“欧文体”适于分析。日本人写文章时,会根据思考的问题而选择写作的文体,变换思考的频道。古代日本曾向中国学习,近代又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注重吸纳汲取而不盲目排斥,极大地丰富了日语的文体表现手段,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要主于一偏呢?
 
其实汉语写作,也应有古文、(承继传统的)白话文和欧化文(钱基博将欧化文称为“逻辑文”)三种文体。古文的魅力是文约义丰,含蓄曲折,意像与隐喻丰富;现代白话文清新晓畅,则适于对深奥的内容进行浅易表达;而欧化逻辑文适于对复杂的问题进行细密的分析,这也是当今学术论文的标准文体。冯友兰、钱钟书先生都认为英文的散文写作以哲学家罗素为大家,有深意存乎其间。
 
五四废文言的后果使我们远离了古人的心灵与古代经典。即使单单就文学而言,古代辞章之学的衰落,也并没有给今人带来文学方面的精进,反而导致学荒文敝,文化贫瘠。而文言文语法之灵活多变,包含的文本之丰厚多样,隐喻与意象的宏富多彩,无论论理,叙事,抒情,都自有其优长。应当说是一种十分优越的文体形式。章太炎当年就主张“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认为“世有精练小学而拙于文辞者,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现代汉语和文学没有理由不向文言的宝库索取智慧与力量。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现代人的文章,大约正由于不读古文,缺乏古典文学的陶冶训练而失去了劲道。曾国藩曾说:“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贤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他又说:“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辞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与刘孟容书》)
 
古文可废乎?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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